党史学习教育笔记范本12篇
党史学习教育笔记范本12篇
党史学习教育笔记范本篇1
100年砥砺奋进，从“梦想起航的小小红船”到“承载国民希望的巨轮”。回望走过的道路，踏遍万水千山、历经千磨万砺，因初心不改而充满蓬勃朝气，因矢志不渝而驶向伟大复兴。
赓续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为实现复兴“加满油”。100年前，南湖红船以开天辟地的首创精神承载千钧重担，播下了中国革命的火种，开启了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浩荡航程。从“唤起工农千百万”的革命斗争，到“诸公努力救神州”的抗战伟业；
从“青山着意化为桥”的建设时期，到“尘埃与曙光升腾”的改革年月……中国共产党肩负宏大使命在波澜壮阔的世纪大潮中发展壮大，正是凭着这股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沿着历史的河床击水千里，不断开辟新的征程。然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还会遭遇难以预料的挑战，面临稍纵即逝的机遇，在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更要敢于突破前人，摒弃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思想观念，坚持用创新的理论成果武装头脑，用创新的思想观念谋划工作，不断开辟共产党人的新天地。
承袭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为逐梦复兴“把稳舵”。南湖红船点燃的星星之火，形成了中国革命的燎原之势，使四海翻腾，五岳震荡。从一个不到60人的“地下党”发展成为世界最大执政党，走过从无到有的“雄关漫道真如铁”，历经从小到大的“人间正道是沧桑”。如今，终于迎来由大向强的“长风破浪会有时”，我们距离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只剩下半年时间，逐梦的目标越近，我们越要直面前进道路上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动真碰硬、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状态和闯关夺隘、善作善成的意志品格，保持只争朝夕、奋发有为的奋斗姿态，翻过新的“雪山”“草地”，闯过新的“娄山关”“腊子口”，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永葆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为奔赴复兴“鼓足劲”。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不过数十人，而今已经发展至9000多万人之众，红色的火焰从黑夜中的微弱星火，燃成今日的燎原之势，其中各种艰辛可想而知。28年的革命历史，牺牲了2000多万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但仅有370多万英烈有名有姓，革命胜利的背后是一个个不畏牺牲、为国为民的鲜活生命。正是有了千千万万党员的无私奉献，我们开创并倾情为之奋斗的事业才得以爬坡过坎、蒸蒸日上，不断开辟新的境界。虽然身处和平年代，不用直面枪林弹雨，不至昂首冲锋陷阵，但仍要始终铭记入党誓词中振聋发聩、激荡人心的“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坚持用理想支撑奉献、用忠诚诠释奉献、用奋斗书写奉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我们要乘着新时代的浩荡东风，加满油、把稳舵、鼓足劲，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继续劈波斩浪、扬帆远航，胜利驶向充满希望的明天。
党史学习教育笔记范本篇2
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要求全党同志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
学习党史是党员干部的必修课，作为一名高校党务工作者，我热爱党史这门课，对党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在过去的日子里，我每到一地，总要去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了解党的历史，升华思想境界，加强党性修养。2016年8月17日，我和儿子宋伊哲来到北大红楼参观学习。
北大红楼是北京大学红楼的简称。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是一座通体用红砖砌筑、红瓦铺顶的老式楼房，人们习惯称它为“红楼”。这里是中国革命的起点，我们依次参观了校长室、校长办公室、第二阅览室、文科学长室、日刊处、文科教务处、学生教室、编目室、登录室等，还看到了1918年冬毛泽东在此作为图书馆助理员工作过的第二阅览室和用过的办公桌。
北京大学红楼汇集了许多著名学者和新派人物来此授课，还集中了新潮社、国民杂志社、新文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等许多革新团体，《新潮》、《国民》、《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就设在地下室的红楼印刷厂。红楼是中国近代史上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鲁迅、胡适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进步思想的重要场所，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营垒，也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政治和文化价值。
我的体会是，北京大学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出了突出贡献。正如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一些早期著名活动家，正是在北大工作或学习期间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并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这是北大的骄傲，也是北大的光荣。”
第一、北京大学是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李大钊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1918年，李大钊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随着红楼的投入使用，北大图书馆搬入红楼。李大钊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刊物为阵地，相继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李大钊主持下的北大图书馆，不仅成为进步思想交流的一个重要场所，而且成为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中心。
第二、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五四运动的发起人是北大师生，宣言的起草人是北大师生，五四运动队伍的主力军都是北大师生。“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9页）。1919年注定是个不平凡的年份。民族危难之际，北大学生挺身而出，联合北京各校学生，用自己的方式寻求救亡图存之路。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越来越多的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
第三、北京大学是中共一大参加人数最多的单位。1920年初，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中共一大前，全国共有党员58人，北京大学师生校友23人，占党员总数的40%；8个地方党组织，6个党组织负责人是由北京大学师生或校友担任；出席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中，有北京大学师生和校友5人，分别是毛泽东、张国焘、陈公博、刘仁静、包惠僧，占38.5%；中共一大选出的中央局3人中有2人（陈独秀、张国焘）是北京大学的。所以，北京大学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作出了突出贡献。
第四、北京大学是伟人领袖毛泽东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出发的地方。1918年，毛泽东来到北大红楼。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他经常从景山东街三眼井胡同出发，来到红楼一层的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报刊和阅览人的姓名，管理15种中外文报纸。置身于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毛泽东说，自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毛泽东是从北京大学红楼出发，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1898年创建的清代京师大学堂，1912年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教育家蔡元培在1917年出任校长后，以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聘请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聘请李大钊、胡适等文化名流为教授。据记载，1918年北京大学教职员总数达217人，学生总数达1980人，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大学。在红楼，有各种社团活动。在这些社团中，就有李大钊，邓中夏等人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成立于1920年3月，会员中有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瞿秋白等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成为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了方便大家活动，校长蔡元培专门拨了两个房间作为活动室，大家亲切地称之为“亢慕义斋”。在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影响和推动下，各地相继建立起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他们有计划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广泛地开展工人运动，使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北大红楼，马克思主义火种在这里播撒，从这里出发，一代伟人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穿越历史云烟，我们再次感受这场伟大爱国运动，依旧可以听到革命者坚定决绝的呼声，可以看到他们奔走呼号的身影，可以深刻认识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种信仰的力量会一直带领我们走向成功。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坚定实践者，一如既往地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执着努力！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我们要发扬北大精神，继承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弘扬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优良学风，秉承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精神，体现立学、办学、求学、治学的价值追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实际行动做好学校各项工作，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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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教育笔记范本篇3
入职以来，我前后参观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共5次，纪念馆里的每一幅图片，每一个文物，每个情景都耐人寻味、引人深思。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1998年1月22日，我和家人第一次来到上海。在酒店吃完早餐后，朋友老周问我：你最想去哪?我不假思索地说，“中共一大会址。”他很疑惑，“上海好玩的地方不少，这又不是景点，以后去也行。”家人插话：“这是他一直以来的心愿，对他来说，这比大景点还重要。”老周笑了笑，“这个好，走！”我们一行4人叫了辆出租车，直奔一大会议会址纪念馆。
中共一大会址房屋建于1920年秋，位于上海市兴业路76号（原望志路106号），是一幢沿街砖木结构一底一楼老式石库门住宅建筑，青色砖瓦，乌漆的大门上一对黄铜吊环，拱形的石雕门框质朴厚重。建成后不久，李汉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之一）及其兄李书城（同盟会发起人之一）租用望志路106号、108号为寓所，将两幢房屋的内墙打通，成为一家，人称“李公馆”。
站在会址正门，我立刻被庄严的氛围所感染。为什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为什么陈独秀和李大钊没有参加一大会议?为什么把每年的7月1日定为建党节?13位一大代表的去向如何?……我带着许许多多的疑问，沿着早期共产党人的足迹，走进了中共一大会址。
在一楼大厅，参加中共一大会议的13位代表的雕像映入眼帘，我向他们敬了礼并鞠了躬，瞬时感觉周围的空气都变得凝重和肃穆起来。拾阶而上，我们进入二层展厅，饱经沧桑的文物、弥足珍贵的文献史料、定格历史的照片、再现原貌的模拟场景，我不自觉地放慢脚步，近距离去感受，仿佛我与革命先烈一同踏上了那风雨如磐的征程。
中共“一大”会议室旧址高度还原了当时会议的家具物品摆设，陈列室内还按照历史资料开辟了一个蜡像室，形象地刻画出当年出席中共“一大”会议的15位出席者（包括2位共产国际代表）围桌而坐、热烈讨论的生动场景。在那么紧张的局势下，来自五湖四海的代表们，特别是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不远万里在此集会。见证了这次重大会议的小屋显得格外庄严。
走出会址后，我久久沉浸其中，那些历史画面一直在我脑海浮现。初次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带给我的不仅仅是震撼和激动，更多的是思考。因为一些原因，我们没能去往嘉兴南湖。我带着遗憾回到了太原。当时我就下定决心，我必须专门去嘉兴南湖看看。
老周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说，不虚此行、不虚此行！“在那动荡的年代，是什么让13位代表坚持到底，没有临阵退缩呢?”我为他们不可动摇的坚定叹服。当时的我，已经是入党13年的老党员了，担任过14个班的辅导员和学生党支部书记，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教育和党员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我也意识到，自己入职以来，虽干劲十足，收获满满，但前方的路还长，还需要坚定理想信念，还需继续努力。
物以存史，物以证史，物以明史。2004年7月28日，我第二次来到中共一大会址。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收藏有大量著作手稿、信件、日记、电文、题词等珍贵文物，近距离重温党的历史、接受思想政治洗礼。看到陈望道废寝忘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令我欣喜不已，多年来，“真理的味道”的故事广为流传，深入人心。作为追求救国之路的青年人，陈望道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他既是革命理论的探索者，又有很强的语言功底，可以用白话文来翻译，从而让《共产党宣言》被当时的年轻人和有识之士迅速地学习、接受，并且能够研究和运用。在有信仰的共产党人心中，真理比红糖水还要甜。展厅里陈设着一架美国产的老式打字机，长28.5厘米，宽25厘米，高12厘米，是孙中山的秘书吴弱男在英国购买。1925年秋天，为了和苏联大使馆联系工作，李大钊向吴弱男借用这台打字机长达一个月之久。借助这台打字机，李大钊打印了不少党的秘密文件，并与共产国际和苏联驻华代表进行了密切联系。了解到它背后那不平凡的历史后，我仿佛还能听到李大钊同志当年敲击键盘的哒哒声。为什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我在这里找到了答案。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新闻出版兴盛，国际交流频繁，交通方便快捷，工人运动活跃，诸多因素，吸引爱国志士和热衷于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聚集于此，革命的先声《新青年》也创刊于上海。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是历史的必然，源自于这座城市的红色基因，以及始终站在时代前沿的精神特质。上海没有辜负党的期望，如今已是全世界瞩目的国际大都市。
这次，参观完一大会址，我专程去了浙江嘉兴南湖，瞻仰革命红船，重温红船精神。1921年7月，正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会议因遭到上海法租界巡捕袭扰，紧急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一条小船上继续进行，在船上完成了大会全部议程。红船由此得名并名扬天下。微风习习下，清波荡漾的南湖显得格外美丽，我走到湖边，不禁感叹一大会议选址的智慧，“一大卫士”王会悟更是让我钦佩不已。王会悟参加了一大会议的筹备工作，食宿、开会地点等后勤事务均由王会悟负责。为了一大会议的顺利召开，她建议会议地点由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并在大会召开期间当起了哨兵。当时不是共产党员的她，默默无闻，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令人敬仰。小小红船承载千钧，播下了中国革命的火种，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跨世纪航程。
2015年11月16日至21日，山西省高校辅导员高级研修班在复旦大学举行。培训期间，复旦大学专门组织学员参观了中共一大会议会址，这是我第三次来到这里，依旧激动万分。2015年8月15日，“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与全民抗日战争文物图片展”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正式开幕，展期3个月。（览展品总计299件，其中珍贵文物18件。文物中，一级文物有4件：平型关战斗中缴获的日军地图、贺绿汀作词作曲的《游击队歌》原谱、八路军驻沪办事处赠送给中国妇女慰劳会上海分会的朱德照片和新四军政治部印发的“反对投降分裂倒退”木刻年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们不能忘记毛泽东发表的《论持久战》这篇当时全民认可的关于中国抗战战略指针的经典之作。令人信服地阐明了中国抗日战争是怎样一场战争和怎样赢得这场战争的问题，从理论上解决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问题，树立起了全民族抗战的必胜信念，是战争领导者掌握战争全局、引领战争走向胜利的必读之书，得到了最严格的实践检验，并经受住了实践检验。在这里，我对《论持久战》成了全民认可的中国抗战战略指针的原因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一种精神，穿越历史，辉映未来。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专题陈列室里，我们一同感受了抗日战争的点滴，我们痛心，我们愤怒，我们骄傲，我们自豪。八年的抗战艰苦卓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中华民族用钢铁与烈火铸就坚强不屈的脊梁，历经千锤百炼，祖国以其坚强不屈的脊梁高高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当时我担任山西财经大学华商学院院党委副书记兼学生管理部部长，在回到学院后，与党员们分享了自己参观学习体会，在学员中引起强烈反响。在2015年新生军训汇报表演上，我院做了一些创新，包括序曲《抗战军歌大合唱》、反恐演习等等来纪念这特殊的一年，最后我以“运动的青春最美丽”为题，对军训做出了总结，激励大学生珍惜美好时光，刻苦勤奋，报效祖国。
2017年7月16日，我第四次来到中共一大会址，同一地点，不同收获。每一次对历史的纪念，都是为了全新的出发。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铭记。在一大会址我了解到很多为中国共产党作出巨大贡献的重要人物。无论战争还是和平年代，各行各业都有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不辞辛劳的时代楷模。民族精神代代传，根深叶茂能撑天。他们都是敢于直面当时黑暗残酷的社会、敢于正视当时鲜血淋漓的现实的真正的勇士，是他们和千千万万像他们一样的革命先驱奋不顾身地用不屈的信念、满腔的热血乃至于自己的生命为中国开创出一条崭新的道路，让中国走向了崭新的充满希望的未来。英雄从未走远，精神薪火相传。反观现在，在大学生中发展党员也会遇到诸多难题，有多少党员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有多少发展对象入党后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有的党员甚至存有私心，不能尽力尽力完成党组织分配的任务等等，新党员质量难以保证。我更加清晰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一名老党员，教育的责任重大，工作难度大，我们应该迎难而上，严把发展党员质量关，让入党积极分子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在大风大浪中大是大非面前，在社会实践活动中锤炼党性。这次，我还参观了中共二大会议会址、中共四大会议会址，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
2018年，山西财经大学处级干部能力提升专题研修班在上海财经大学举行。12月1日，我和大家一起瞻仰了中共一大会址，这是我第五次瞻仰了中共一大会址。我们参观了《伟大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内容分为“序厅:起点”、“前赴后继救亡图存"、“风云际会相约建党”、“群英汇聚开天辟地”、“尾声:追梦”五个部分，陈列着文物、图片、艺术品、多媒体、沙盘模型等，通过详实的历史图片和事件，帮助全体党员重温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光辉历程，感受革命先驱崇高的信仰力量，进一步加深对党史的了解，增进对党的感情。题为《追梦》的视频短片，为我们展示了我们党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我们驻足观看，内心澎湃不已，感受革命先驱崇高的信仰力量，感怀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的首创精神和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我和研训班全体成员，面对党旗，举起右拳，庄严宣誓，我再一次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更加坚定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办好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键在党，我们一定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全力做好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坚持积极而慎重地做好在大学生中发展党员工作，为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党史学习教育笔记范本篇4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中共一大，于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和浙江嘉兴南湖召开。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地代表共13人，他们是：李达、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
从代表的情况看，他们具有以下四个主要特点。
一、他们都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早期，中国南北方各形成了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北方是北京，南方是上海。在北京，1920年3月，由李大钊主持，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著名的北大红楼“亢慕义斋”是研究会设立的马克思著作图书室。1920年5月，陈独秀等人发起“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首批成员中既有李汉俊、陈望道等马克思主义者，也包括戴季陶、邵力子等国民党人。这两个中心，先后同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广东、天津和海外一批先进分子建立联系。毛泽东、张国焘、刘仁静等中共一大的代表基本上都在这两个组织中学习，不同程度地受到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李达于1918年在日本学习时，曾经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先后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李汉俊回国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者之一。中共一大的代表都是在学习、研究、对比多种新思潮并经历“教育救国”、“改良主义”、“联省自治”等失败方案后，才坚定地做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选择。
▲南湖红船会议
二、他们都是五四运动的先锋战士。在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中，涌现出一批为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新的先进分子。数十万学生英勇地走在运动的前头，成为运动的先锋。一大代表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直接参与领导了五四大游行、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等重大行动；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通过新民学会积极开展活动，推动了五四运动在湖南蓬勃开展；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积极参加宣传、演讲、罢课、游行等活动，成为学生界有影响的人物；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发动了高校的师生集会、游行，组织“提倡国货团”，协助学联创办《学术周刊》，指导武汉地区的学生运动。等等。
三、他们都是比较年轻的知识分子。青年知识分子一直是中国社会中思想最活跃、最富有朝气、接受新生事物最快的一个群体。由青年人组成团队，意味着这个政党年轻有为、充满朝气，一定会走向远方，走向辉煌的未来。中共一大代表中，最为年长的“何胡子”45岁，最为年轻的刘仁静仅19岁。30岁以下的9位，占五分之三。15位（含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出席者的平均年龄是28岁，恰巧是毛泽东当时的年龄。代表中，在学校的居多，师生有10位，占76.9%。学校教师5位：毛泽东、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陈公博；在校学生5名：张国焘、周佛海、刘仁静、王尽美、邓恩铭；其他3名：李达、李汉俊为编辑，包惠僧为失业记者。他们社会活动能力、组织能力、研究能力、写作能力都很强，这一方面保证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建立的革命党，另一方面也使得一大党纲等重要文件的起草以及会议各项议程能够顺利完成。
四、他们都来自中心城市。中国建党活动首先出现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较早、产业工人集中的中心城市。李达、李汉俊来自上海；张国焘、刘仁静来自北京；董必武、陈潭秋来自武汉；毛泽东、何叔衡来自长沙；王尽美、邓恩铭来自济南；陈公博、包惠僧来自广州；还有旅日的周佛海。近代以来，北京不仅是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更是各种新思潮的荟萃地，北京是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地区。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有53名党员，其中，正在北京大学或者在北京大学习过的党员就有21名，占全国的五分之二；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最集中的地区，产业工人人数最多，也是工人运动最发达的地区。武汉地处长江中游，有九省通衢之称，武昌是辛亥革命首义之城；近代工业和近代教育在长沙均有长足发展；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线是山东问题，以济南为代表的山东人民爱国热情很高；广州是鸦片战争后被西方殖民强盗最先轰开的通商口岸之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思想文化最先由此登陆。13名代表产生于此六大中心城市，绝非偶然。
知所从来，方明所去。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还只是一个很小的政党，但它拥有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先进的思想武器，它从诞生时起，就充满着勃勃的生机和活力，预示着中国的光明和希望。它为根本改变中国各族人民被剥削、被压迫的状况，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
当然，中共一大代表还有其他一些特点：比如代表都是男性；代表中除邓恩铭为少数民族外，其余均为汉族等。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共一大代表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具有共产主义先进性，是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缩影。他们中大多数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定时期的重要领导人物，深刻影响到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和变化轨迹。通过分析特点，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规律和发展道路，更加坚定了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决心。
党史学习教育笔记范本篇5
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要求全党同志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
学习党史是党员干部的必修课，作为一名高校党务工作者，我热爱党史这门课，对党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在过去的日子里，我每到一地，总要去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了解党的历史，升华思想境界，加强党性修养。2016年8月17日，我和儿子宋伊哲来到北大红楼参观学习。
北大红楼是北京大学红楼的简称。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是一座通体用红砖砌筑、红瓦铺顶的老式楼房，人们习惯称它为“红楼”。这里是中国革命的起点，我们依次参观了校长室、校长办公室、第二阅览室、文科学长室、日刊处、文科教务处、学生教室、编目室、登录室等，还看到了1918年冬毛泽东在此作为图书馆助理员工作过的第二阅览室和用过的办公桌。
北京大学红楼汇集了许多著名学者和新派人物来此授课，还集中了新潮社、国民杂志社、新文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等许多革新团体，《新潮》、《国民》、《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就设在地下室的红楼印刷厂。红楼是中国近代史上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鲁迅、胡适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进步思想的重要场所，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营垒，也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政治和文化价值。
我的体会是，北京大学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出了突出贡献。正如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一些早期著名活动家，正是在北大工作或学习期间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并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这是北大的骄傲，也是北大的光荣。”
第一、北京大学是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李大钊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1918年，李大钊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随着红楼的投入使用，北大图书馆搬入红楼。李大钊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刊物为阵地，相继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李大钊主持下的北大图书馆，不仅成为进步思想交流的一个重要场所，而且成为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中心。
第二、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五四运动的发起人是北大师生，宣言的起草人是北大师生，五四运动队伍的主力军都是北大师生。“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9页）。1919年注定是个不平凡的年份。民族危难之际，北大学生挺身而出，联合北京各校学生，用自己的方式寻求救亡图存之路。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越来越多的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
第三、北京大学是中共一大参加人数最多的单位。1920年初，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中共一大前，全国共有党员58人，北京大学师生校友23人，占党员总数的40%；8个地方党组织，6个党组织负责人是由北京大学师生或校友担任；出席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中，有北京大学师生和校友5人，分别是毛泽东、张国焘、陈公博、刘仁静、包惠僧，占38.5%；中共一大选出的中央局3人中有2人（陈独秀、张国焘）是北京大学的。所以，北京大学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作出了突出贡献。
第四、北京大学是伟人领袖毛泽东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出发的地方。1918年，毛泽东来到北大红楼。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他经常从景山东街三眼井胡同出发，来到红楼一层的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报刊和阅览人的姓名，管理15种中外文报纸。置身于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毛泽东说，自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毛泽东是从北京大学红楼出发，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1898年创建的清代京师大学堂，1912年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教育家蔡元培在1917年出任校长后，以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聘请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聘请李大钊、胡适等文化名流为教授。据记载，1918年北京大学教职员总数达217人，学生总数达1980人，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大学。在红楼，有各种社团活动。在这些社团中，就有李大钊，邓中夏等人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成立于1920年3月，会员中有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瞿秋白等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成为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了方便大家活动，校长蔡元培专门拨了两个房间作为活动室，大家亲切地称之为“亢慕义斋”。在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影响和推动下，各地相继建立起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他们有计划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广泛地开展工人运动，使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北大红楼，马克思主义火种在这里播撒，从这里出发，一代伟人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穿越历史云烟，我们再次感受这场伟大爱国运动，依旧可以听到革命者坚定决绝的呼声，可以看到他们奔走呼号的身影，可以深刻认识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种信仰的力量会一直带领我们走向成功。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坚定实践者，一如既往地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执着努力！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我们要发扬北大精神，继承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弘扬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优良学风，秉承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精神，体现立学、办学、求学、治学的价值追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实际行动做好学校各项工作，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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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教育笔记范本篇6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中共一大，于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和浙江嘉兴南湖召开。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地代表共13人，他们是：李达、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
从代表的情况看，他们具有以下四个主要特点。
一、他们都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早期，中国南北方各形成了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北方是北京，南方是上海。在北京，1920年3月，由李大钊主持，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著名的北大红楼“亢慕义斋”是研究会设立的马克思著作图书室。1920年5月，陈独秀等人发起“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首批成员中既有李汉俊、陈望道等马克思主义者，也包括戴季陶、邵力子等国民党人。这两个中心，先后同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广东、天津和海外一批先进分子建立联系。毛泽东、张国焘、刘仁静等中共一大的代表基本上都在这两个组织中学习，不同程度地受到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李达于1918年在日本学习时，曾经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先后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李汉俊回国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者之一。中共一大的代表都是在学习、研究、对比多种新思潮并经历“教育救国”、“改良主义”、“联省自治”等失败方案后，才坚定地做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选择。
二、他们都是五四运动的先锋战士。在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中，涌现出一批为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新的先进分子。数十万学生英勇地走在运动的前头，成为运动的先锋。一大代表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直接参与领导了五四大游行、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等重大行动；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通过新民学会积极开展活动，推动了五四运动在湖南蓬勃开展；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积极参加宣传、演讲、罢课、游行等活动，成为学生界有影响的人物；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发动了高校的师生集会、游行，组织“提倡国货团”，协助学联创办《学术周刊》，指导武汉地区的学生运动。等等。
三、他们都是比较年轻的知识分子。青年知识分子一直是中国社会中思想最活跃、最富有朝气、接受新生事物最快的一个群体。由青年人组成团队，意味着这个政党年轻有为、充满朝气，一定会走向远方，走向辉煌的未来。中共一大代表中，最为年长的“何胡子”45岁，最为年轻的刘仁静仅19岁。30岁以下的9位，占五分之三。15位（含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出席者的平均年龄是28岁，恰巧是毛泽东当时的年龄。代表中，在学校的居多，师生有10位，占76.9%。学校教师5位：毛泽东、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陈公博；在校学生5名：张国焘、周佛海、刘仁静、王尽美、邓恩铭；其他3名：李达、李汉俊为编辑，包惠僧为失业记者。他们社会活动能力、组织能力、研究能力、写作能力都很强，这一方面保证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建立的革命党，另一方面也使得一大党纲等重要文件的起草以及会议各项议程能够顺利完成。
四、他们都来自中心城市。中国建党活动首先出现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较早、产业工人集中的中心城市。李达、李汉俊来自上海；张国焘、刘仁静来自北京；董必武、陈潭秋来自武汉；毛泽东、何叔衡来自长沙；王尽美、邓恩铭来自济南；陈公博、包惠僧来自广州；还有旅日的周佛海。近代以来，北京不仅是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更是各种新思潮的荟萃地，北京是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地区。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有53名党员，其中，正在北京大学或者在北京大学习过的党员就有21名，占全国的五分之二；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最集中的地区，产业工人人数最多，也是工人运动最发达的地区。武汉地处长江中游，有九省通衢之称，武昌是辛亥革命首义之城；近代工业和近代教育在长沙均有长足发展；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线是山东问题，以济南为代表的山东人民爱国热情很高；广州是鸦片战争后被西方殖民强盗最先轰开的通商口岸之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思想文化最先由此登陆。13名代表产生于此六大中心城市，绝非偶然。
知所从来，方明所去。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还只是一个很小的政党，但它拥有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先进的思想武器，它从诞生时起，就充满着勃勃的生机和活力，预示着中国的光明和希望。它为根本改变中国各族人民被剥削、被压迫的状况，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
当然，中共一大代表还有其他一些特点：比如代表都是男性；代表中除邓恩铭为少数民族外，其余均为汉族等。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共一大代表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具有共产主义先进性，是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缩影。他们中大多数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定时期的重要领导人物，深刻影响到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和变化轨迹。通过分析特点，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规律和发展道路，更加坚定了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决心。
党史学习教育笔记范本篇7
前日，随机关工委赴大梨树参观学习，深受触动。
所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就是如此吧。看着大梨树的万亩果园，看着大梨树的绿树青山，看着大梨树360个“干”字的广场，听着导游声声动心动情的“我们的老书记”，不仅浮想联翩，思绪万千。
实干，苦干，巧干，干字精神成就了今天的大梨树，它成为中国美丽乡村，成为东北的“江南水乡”，徜徉在村中，绿树青瓦白墙，小桥流水人家，会恍惚以为来到了四月的江南，旖旎秀美，如丝垂柳，令人沉醉。
待车行至花果山，青山白云，万亩果园，漫山花海，蔚为壮观。令人感慨万端，是什么样的干劲儿，什么样的精神，什么样的执着，让毛丰美率领全村人干出了一片一天地。实现了他“要让村里人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好日子“的诺言。
鸡叫亮天干，头顶烈日干，披星戴月干，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似乎找到了答案：一颗全心全意为老百姓，让大家过好日子的信念；踏踏实实，真抓实干，埋头苦干的吃苦耐劳精神；敢想敢拼勇于创新的执着；尊重科学，尊重规律的科学精神。
让大梨树实现了全民就业，百姓过上了城里人的日子，家家住上小楼，甚至开上汽车，成为全省乃至全国闻名的富裕美丽乡村，花园，果园，公园，百草园，他以开放的胸怀接纳八方来客，声名鹊起的同时，经济水平提高，百姓富足，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感受到村民秉承着毛丰美书记那种开放，兼容，大气的博大胸怀。
22年的人大代表，200多条为农村百姓代言的提案，他殚精竭虑，建言献策，农村电费和城里同等收费；让百姓喝上干净的水；提高粮食价格，提高农民收入；在中国两千年的农业税，皇粮国税，在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然而，他敢想，他为民请命，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想法，居然成为了现实。农民就要为农民代言，为农民谋福祉，他忠诚地履行了作为一名人大代表的光荣职责。
大梨树，每棵树都是他的孩子，每棵树都会记得，就像孩子会永远记得自己的父亲，最后一次，病魔缠身的他，在轮椅上再次去看一次干字广场，看看山，看看云，抚摸每一棵果树，心里的呓语，眷恋、不舍。青山陪伴，白云环绕，一缕忠魂，永卫家乡。
突然明白，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担当，全新全意为人民服务，襟怀坦白，正直无私，一生奉献，一个伟大共产党员最崇高的品质，最无私的情怀。
那么我，作为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抗联纪念馆的同志，担负着弘扬的伟大抗联精神，传承历史的伟大使命。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热爱所从事的职业，把安身立命的工作当做伟大的事业来做，实干苦干巧干，发挥毛丰美书记的干字精神，在平凡的岗位上，积极进取，踏实肯干，为宣传抗联的伟大精神作出应有之力。
党史学习教育笔记范本篇8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中共一大，于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和浙江嘉兴南湖召开。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地代表共13人，他们是：李达、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
从代表的情况看，他们具有以下四个主要特点。
一、他们都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早期，中国南北方各形成了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北方是北京，南方是上海。在北京，1920年3月，由李大钊主持，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著名的北大红楼“亢慕义斋”是研究会设立的马克思著作图书室。1920年5月，陈独秀等人发起“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首批成员中既有李汉俊、陈望道等马克思主义者，也包括戴季陶、邵力子等国民党人。这两个中心，先后同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广东、天津和海外一批先进分子建立联系。毛泽东、张国焘、刘仁静等中共一大的代表基本上都在这两个组织中学习，不同程度地受到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李达于1918年在日本学习时，曾经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先后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李汉俊回国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者之一。中共一大的代表都是在学习、研究、对比多种新思潮并经历“教育救国”、“改良主义”、“联省自治”等失败方案后，才坚定地做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选择。
▲南湖红船会议
二、他们都是五四运动的先锋战士。在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中，涌现出一批为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新的先进分子。数十万学生英勇地走在运动的前头，成为运动的先锋。一大代表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直接参与领导了五四大游行、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等重大行动；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通过新民学会积极开展活动，推动了五四运动在湖南蓬勃开展；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积极参加宣传、演讲、罢课、游行等活动，成为学生界有影响的人物；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发动了高校的师生集会、游行，组织“提倡国货团”，协助学联创办《学术周刊》，指导武汉地区的学生运动。等等。
三、他们都是比较年轻的知识分子。青年知识分子一直是中国社会中思想最活跃、最富有朝气、接受新生事物最快的一个群体。由青年人组成团队，意味着这个政党年轻有为、充满朝气，一定会走向远方，走向辉煌的未来。中共一大代表中，最为年长的“何胡子”45岁，最为年轻的刘仁静仅19岁。30岁以下的9位，占五分之三。15位（含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出席者的平均年龄是28岁，恰巧是毛泽东当时的年龄。代表中，在学校的居多，师生有10位，占76.9%。学校教师5位：毛泽东、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陈公博；在校学生5名：张国焘、周佛海、刘仁静、王尽美、邓恩铭；其他3名：李达、李汉俊为编辑，包惠僧为失业记者。他们社会活动能力、组织能力、研究能力、写作能力都很强，这一方面保证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建立的革命党，另一方面也使得一大党纲等重要文件的起草以及会议各项议程能够顺利完成。
四、他们都来自中心城市。中国建党活动首先出现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较早、产业工人集中的中心城市。李达、李汉俊来自上海；张国焘、刘仁静来自北京；董必武、陈潭秋来自武汉；毛泽东、何叔衡来自长沙；王尽美、邓恩铭来自济南；陈公博、包惠僧来自广州；还有旅日的周佛海。近代以来，北京不仅是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更是各种新思潮的荟萃地，北京是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地区。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有53名党员，其中，正在北京大学或者在北京大学习过的党员就有21名，占全国的五分之二；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最集中的地区，产业工人人数最多，也是工人运动最发达的地区。武汉地处长江中游，有九省通衢之称，武昌是辛亥革命首义之城；近代工业和近代教育在长沙均有长足发展；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线是山东问题，以济南为代表的山东人民爱国热情很高；广州是鸦片战争后被西方殖民强盗最先轰开的通商口岸之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思想文化最先由此登陆。13名代表产生于此六大中心城市，绝非偶然。
知所从来，方明所去。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还只是一个很小的政党，但它拥有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先进的思想武器，它从诞生时起，就充满着勃勃的生机和活力，预示着中国的光明和希望。它为根本改变中国各族人民被剥削、被压迫的状况，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
当然，中共一大代表还有其他一些特点：比如代表都是男性；代表中除邓恩铭为少数民族外，其余均为汉族等。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共一大代表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具有共产主义先进性，是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缩影。他们中大多数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定时期的重要领导人物，深刻影响到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和变化轨迹。通过分析特点，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规律和发展道路，更加坚定了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决心。
党史学习教育笔记范本篇9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中共一大，于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和浙江嘉兴南湖召开。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地代表共13人，他们是：李达、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
从代表的情况看，他们具有以下四个主要特点。
一、他们都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早期，中国南北方各形成了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北方是北京，南方是上海。在北京，1920年3月，由李大钊主持，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著名的北大红楼“亢慕义斋”是研究会设立的马克思著作图书室。1920年5月，陈独秀等人发起“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首批成员中既有李汉俊、陈望道等马克思主义者，也包括戴季陶、邵力子等国民党人。这两个中心，先后同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广东、天津和海外一批先进分子建立联系。毛泽东、张国焘、刘仁静等中共一大的代表基本上都在这两个组织中学习，不同程度地受到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李达于1918年在日本学习时，曾经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先后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李汉俊回国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者之一。中共一大的代表都是在学习、研究、对比多种新思潮并经历“教育救国”、“改良主义”、“联省自治”等失败方案后，才坚定地做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选择。
▲南湖红船会议
二、他们都是五四运动的先锋战士。在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中，涌现出一批为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新的先进分子。数十万学生英勇地走在运动的前头，成为运动的先锋。一大代表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直接参与领导了五四大游行、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等重大行动；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通过新民学会积极开展活动，推动了五四运动在湖南蓬勃开展；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积极参加宣传、演讲、罢课、游行等活动，成为学生界有影响的人物；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发动了高校的师生集会、游行，组织“提倡国货团”，协助学联创办《学术周刊》，指导武汉地区的学生运动。等等。
三、他们都是比较年轻的知识分子。青年知识分子一直是中国社会中思想最活跃、最富有朝气、接受新生事物最快的一个群体。由青年人组成团队，意味着这个政党年轻有为、充满朝气，一定会走向远方，走向辉煌的未来。中共一大代表中，最为年长的“何胡子”45岁，最为年轻的刘仁静仅19岁。30岁以下的9位，占五分之三。15位（含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出席者的平均年龄是28岁，恰巧是毛泽东当时的年龄。代表中，在学校的居多，师生有10位，占76.9%。学校教师5位：毛泽东、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陈公博；在校学生5名：张国焘、周佛海、刘仁静、王尽美、邓恩铭；其他3名：李达、李汉俊为编辑，包惠僧为失业记者。他们社会活动能力、组织能力、研究能力、写作能力都很强，这一方面保证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建立的革命党，另一方面也使得一大党纲等重要文件的起草以及会议各项议程能够顺利完成。
四、他们都来自中心城市。中国建党活动首先出现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较早、产业工人集中的中心城市。李达、李汉俊来自上海；张国焘、刘仁静来自北京；董必武、陈潭秋来自武汉；毛泽东、何叔衡来自长沙；王尽美、邓恩铭来自济南；陈公博、包惠僧来自广州；还有旅日的周佛海。近代以来，北京不仅是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更是各种新思潮的荟萃地，北京是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地区。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有53名党员，其中，正在北京大学或者在北京大学习过的党员就有21名，占全国的五分之二；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最集中的地区，产业工人人数最多，也是工人运动最发达的地区。武汉地处长江中游，有九省通衢之称，武昌是辛亥革命首义之城；近代工业和近代教育在长沙均有长足发展；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线是山东问题，以济南为代表的山东人民爱国热情很高；广州是鸦片战争后被西方殖民强盗最先轰开的通商口岸之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思想文化最先由此登陆。13名代表产生于此六大中心城市，绝非偶然。
知所从来，方明所去。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还只是一个很小的政党，但它拥有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先进的思想武器，它从诞生时起，就充满着勃勃的生机和活力，预示着中国的光明和希望。它为根本改变中国各族人民被剥削、被压迫的状况，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
当然，中共一大代表还有其他一些特点：比如代表都是男性；代表中除邓恩铭为少数民族外，其余均为汉族等。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共一大代表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具有共产主义先进性，是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缩影。他们中大多数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定时期的重要领导人物，深刻影响到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和变化轨迹。通过分析特点，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规律和发展道路，更加坚定了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决心。
党史学习教育笔记范本篇10
读完《党史知识》后，我感慨万千，受益匪浅，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人民无聊的生活中，破败的旧中国，领导着中国人民建立了富裕民主的新中国，到今天为止有着建设和发展特色社会主义的良好局面，90年的风雨历史充满了艰难和凹凸，党经过战火洗礼和历史考验，其历史凝聚了无数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和力量。
近代中国在腐败、无能的清朝统治下，人民不仅受到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主义的压迫，还受到战乱、屈辱，在抵抗和斗争中，民族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
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政治纲领，引领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结束了统治数千年的封建专制，但没有完整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政治纲领，没有形成能够胜利领导这场革命的强大革命政党，还是失败了。
辛亥革命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继续寻求救国之路，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五四运动的爆发，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先进分子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积极投身现实斗争，与工人群众结合，中国共产党诞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产物。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首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为了让中国人民从水深火热中释放出来，中国共产党重视在斗争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分析中国面临实际问题，凝聚一切力量，取得胜利。
历史是反映现实的明镜，也是哲理的教科书。通过学习党的历史，我对党有了更深的理解，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改变了现代中国历史的方向，也影响了世界。
党史学习教育笔记范本篇11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中共一大，于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和浙江嘉兴南湖召开。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地代表共13人，他们是：李达、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
从代表的情况看，他们具有以下四个主要特点。
一、他们都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早期，中国南北方各形成了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北方是北京，南方是上海。在北京，1920年3月，由李大钊主持，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著名的北大红楼“亢慕义斋”是研究会设立的马克思著作图书室。1920年5月，陈独秀等人发起“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首批成员中既有李汉俊、陈望道等马克思主义者，也包括戴季陶、邵力子等国民党人。这两个中心，先后同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广东、天津和海外一批先进分子建立联系。毛泽东、张国焘、刘仁静等中共一大的代表基本上都在这两个组织中学习，不同程度地受到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李达于1918年在日本学习时，曾经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先后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李汉俊回国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者之一。中共一大的代表都是在学习、研究、对比多种新思潮并经历“教育救国”、“改良主义”、“联省自治”等失败方案后，才坚定地做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选择。
二、他们都是五四运动的先锋战士。在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中，涌现出一批为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新的先进分子。数十万学生英勇地走在运动的前头，成为运动的先锋。一大代表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直接参与领导了五四大游行、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等重大行动；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通过新民学会积极开展活动，推动了五四运动在湖南蓬勃开展；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积极参加宣传、演讲、罢课、游行等活动，成为学生界有影响的人物；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发动了高校的师生集会、游行，组织“提倡国货团”，协助学联创办《学术周刊》，指导武汉地区的学生运动。等等。
三、他们都是比较年轻的知识分子。青年知识分子一直是中国社会中思想最活跃、最富有朝气、接受新生事物最快的一个群体。由青年人组成团队，意味着这个政党年轻有为、充满朝气，一定会走向远方，走向辉煌的未来。中共一大代表中，最为年长的“何胡子”45岁，最为年轻的刘仁静仅19岁。30岁以下的9位，占五分之三。15位（含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出席者的平均年龄是28岁，恰巧是毛泽东当时的年龄。代表中，在学校的居多，师生有10位，占76.9%。学校教师5位：毛泽东、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陈公博；在校学生5名：张国焘、周佛海、刘仁静、王尽美、邓恩铭；其他3名：李达、李汉俊为编辑，包惠僧为失业记者。他们社会活动能力、组织能力、研究能力、写作能力都很强，这一方面保证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建立的革命党，另一方面也使得一大党纲等重要文件的起草以及会议各项议程能够顺利完成。
四、他们都来自中心城市。中国建党活动首先出现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较早、产业工人集中的中心城市。李达、李汉俊来自上海；张国焘、刘仁静来自北京；董必武、陈潭秋来自武汉；毛泽东、何叔衡来自长沙；王尽美、邓恩铭来自济南；陈公博、包惠僧来自广州；还有旅日的周佛海。近代以来，北京不仅是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更是各种新思潮的荟萃地，北京是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地区。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有53名党员，其中，正在北京大学或者在北京大学习过的党员就有21名，占全国的五分之二；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最集中的地区，产业工人人数最多，也是工人运动最发达的地区。武汉地处长江中游，有九省通衢之称，武昌是辛亥革命首义之城；近代工业和近代教育在长沙均有长足发展；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线是山东问题，以济南为代表的山东人民爱国热情很高；广州是鸦片战争后被西方殖民强盗最先轰开的通商口岸之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思想文化最先由此登陆。13名代表产生于此六大中心城市，绝非偶然。
知所从来，方明所去。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还只是一个很小的政党，但它拥有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先进的思想武器，它从诞生时起，就充满着勃勃的生机和活力，预示着中国的光明和希望。它为根本改变中国各族人民被剥削、被压迫的状况，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
当然，中共一大代表还有其他一些特点：比如代表都是男性；代表中除邓恩铭为少数民族外，其余均为汉族等。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共一大代表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具有共产主义先进性，是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缩影。他们中大多数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定时期的重要领导人物，深刻影响到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和变化轨迹。通过分析特点，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规律和发展道路，更加坚定了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决心。
党史学习教育笔记范本篇12
入职以来，我前后参观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共5次，纪念馆里的每一幅图片，每一个文物，每个情景都耐人寻味、引人深思。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1998年1月22日，我和家人第一次来到上海。在酒店吃完早餐后，朋友老周问我：你最想去哪?我不假思索地说，“中共一大会址。”他很疑惑，“上海好玩的地方不少，这又不是景点，以后去也行。”家人插话：“这是他一直以来的心愿，对他来说，这比大景点还重要。”老周笑了笑，“这个好，走！”我们一行4人叫了辆出租车，直奔一大会议会址纪念馆。
中共一大会址房屋建于1920年秋，位于上海市兴业路76号（原望志路106号），是一幢沿街砖木结构一底一楼老式石库门住宅建筑，青色砖瓦，乌漆的大门上一对黄铜吊环，拱形的石雕门框质朴厚重。建成后不久，李汉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之一）及其兄李书城（同盟会发起人之一）租用望志路106号、108号为寓所，将两幢房屋的内墙打通，成为一家，人称“李公馆”。
站在会址正门，我立刻被庄严的氛围所感染。为什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为什么陈独秀和李大钊没有参加一大会议?为什么把每年的7月1日定为建党节?13位一大代表的去向如何?……我带着许许多多的疑问，沿着早期共产党人的足迹，走进了中共一大会址。
在一楼大厅，参加中共一大会议的13位代表的雕像映入眼帘，我向他们敬了礼并鞠了躬，瞬时感觉周围的空气都变得凝重和肃穆起来。拾阶而上，我们进入二层展厅，饱经沧桑的文物、弥足珍贵的文献史料、定格历史的照片、再现原貌的模拟场景，我不自觉地放慢脚步，近距离去感受，仿佛我与革命先烈一同踏上了那风雨如磐的征程。
中共“一大”会议室旧址高度还原了当时会议的家具物品摆设，陈列室内还按照历史资料开辟了一个蜡像室，形象地刻画出当年出席中共“一大”会议的15位出席者（包括2位共产国际代表）围桌而坐、热烈讨论的生动场景。在那么紧张的局势下，来自五湖四海的代表们，特别是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不远万里在此集会。见证了这次重大会议的小屋显得格外庄严。
走出会址后，我久久沉浸其中，那些历史画面一直在我脑海浮现。初次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带给我的不仅仅是震撼和激动，更多的是思考。因为一些原因，我们没能去往嘉兴南湖。我带着遗憾回到了太原。当时我就下定决心，我必须专门去嘉兴南湖看看。
老周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说，不虚此行、不虚此行！“在那动荡的年代，是什么让13位代表坚持到底，没有临阵退缩呢?”我为他们不可动摇的坚定叹服。当时的我，已经是入党13年的老党员了，担任过14个班的辅导员和学生党支部书记，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教育和党员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我也意识到，自己入职以来，虽干劲十足，收获满满，但前方的路还长，还需要坚定理想信念，还需继续努力。
物以存史，物以证史，物以明史。2004年7月28日，我第二次来到中共一大会址。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收藏有大量著作手稿、信件、日记、电文、题词等珍贵文物，近距离重温党的历史、接受思想政治洗礼。看到陈望道废寝忘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令我欣喜不已，多年来，“真理的味道”的故事广为流传，深入人心。作为追求救国之路的青年人，陈望道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他既是革命理论的探索者，又有很强的语言功底，可以用白话文来翻译，从而让《共产党宣言》被当时的年轻人和有识之士迅速地学习、接受，并且能够研究和运用。在有信仰的共产党人心中，真理比红糖水还要甜。展厅里陈设着一架美国产的老式打字机，长28.5厘米，宽25厘米，高12厘米，是孙中山的秘书吴弱男在英国购买。1925年秋天，为了和苏联大使馆联系工作，李大钊向吴弱男借用这台打字机长达一个月之久。借助这台打字机，李大钊打印了不少党的秘密文件，并与共产国际和苏联驻华代表进行了密切联系。了解到它背后那不平凡的历史后，我仿佛还能听到李大钊同志当年敲击键盘的哒哒声。为什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我在这里找到了答案。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新闻出版兴盛，国际交流频繁，交通方便快捷，工人运动活跃，诸多因素，吸引爱国志士和热衷于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聚集于此，革命的先声《新青年》也创刊于上海。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是历史的必然，源自于这座城市的红色基因，以及始终站在时代前沿的精神特质。上海没有辜负党的期望，如今已是全世界瞩目的国际大都市。
这次，参观完一大会址，我专程去了浙江嘉兴南湖，瞻仰革命红船，重温红船精神。1921年7月，正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会议因遭到上海法租界巡捕袭扰，紧急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一条小船上继续进行，在船上完成了大会全部议程。红船由此得名并名扬天下。微风习习下，清波荡漾的南湖显得格外美丽，我走到湖边，不禁感叹一大会议选址的智慧，“一大卫士”王会悟更是让我钦佩不已。王会悟参加了一大会议的筹备工作，食宿、开会地点等后勤事务均由王会悟负责。为了一大会议的顺利召开，她建议会议地点由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并在大会召开期间当起了哨兵。当时不是共产党员的她，默默无闻，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令人敬仰。小小红船承载千钧，播下了中国革命的火种，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跨世纪航程。
2015年11月16日至21日，山西省高校辅导员高级研修班在复旦大学举行。培训期间，复旦大学专门组织学员参观了中共一大会议会址，这是我第三次来到这里，依旧激动万分。2015年8月15日，“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与全民抗日战争文物图片展”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正式开幕，展期3个月。（览展品总计299件，其中珍贵文物18件。文物中，一级文物有4件：平型关战斗中缴获的日军地图、贺绿汀作词作曲的《游击队歌》原谱、八路军驻沪办事处赠送给中国妇女慰劳会上海分会的朱德照片和新四军政治部印发的“反对投降分裂倒退”木刻年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们不能忘记毛泽东发表的《论持久战》这篇当时全民认可的关于中国抗战战略指针的经典之作。令人信服地阐明了中国抗日战争是怎样一场战争和怎样赢得这场战争的问题，从理论上解决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问题，树立起了全民族抗战的必胜信念，是战争领导者掌握战争全局、引领战争走向胜利的必读之书，得到了最严格的实践检验，并经受住了实践检验。在这里，我对《论持久战》成了全民认可的中国抗战战略指针的原因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一种精神，穿越历史，辉映未来。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专题陈列室里，我们一同感受了抗日战争的点滴，我们痛心，我们愤怒，我们骄傲，我们自豪。八年的抗战艰苦卓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中华民族用钢铁与烈火铸就坚强不屈的脊梁，历经千锤百炼，祖国以其坚强不屈的脊梁高高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当时我担任山西财经大学华商学院院党委副书记兼学生管理部部长，在回到学院后，与党员们分享了自己参观学习体会，在学员中引起强烈反响。在2015年新生军训汇报表演上，我院做了一些创新，包括序曲《抗战军歌大合唱》、反恐演习等等来纪念这特殊的一年，最后我以“运动的青春最美丽”为题，对军训做出了总结，激励大学生珍惜美好时光，刻苦勤奋，报效祖国。
2017年7月16日，我第四次来到中共一大会址，同一地点，不同收获。每一次对历史的纪念，都是为了全新的出发。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铭记。在一大会址我了解到很多为中国共产党作出巨大贡献的重要人物。无论战争还是和平年代，各行各业都有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不辞辛劳的时代楷模。民族精神代代传，根深叶茂能撑天。他们都是敢于直面当时黑暗残酷的社会、敢于正视当时鲜血淋漓的现实的真正的勇士，是他们和千千万万像他们一样的革命先驱奋不顾身地用不屈的信念、满腔的热血乃至于自己的生命为中国开创出一条崭新的道路，让中国走向了崭新的充满希望的未来。英雄从未走远，精神薪火相传。反观现在，在大学生中发展党员也会遇到诸多难题，有多少党员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有多少发展对象入党后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有的党员甚至存有私心，不能尽力尽力完成党组织分配的任务等等，新党员质量难以保证。我更加清晰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一名老党员，教育的责任重大，工作难度大，我们应该迎难而上，严把发展党员质量关，让入党积极分子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在大风大浪中大是大非面前，在社会实践活动中锤炼党性。这次，我还参观了中共二大会议会址、中共四大会议会址，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
2018年，山西财经大学处级干部能力提升专题研修班在上海财经大学举行。12月1日，我和大家一起瞻仰了中共一大会址，这是我第五次瞻仰了中共一大会址。我们参观了《伟大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内容分为“序厅:起点”、“前赴后继救亡图存"、“风云际会相约建党”、“群英汇聚开天辟地”、“尾声:追梦”五个部分，陈列着文物、图片、艺术品、多媒体、沙盘模型等，通过详实的历史图片和事件，帮助全体党员重温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光辉历程，感受革命先驱崇高的信仰力量，进一步加深对党史的了解，增进对党的感情。题为《追梦》的视频短片，为我们展示了我们党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我们驻足观看，内心澎湃不已，感受革命先驱崇高的信仰力量，感怀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的首创精神和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我和研训班全体成员，面对党旗，举起右拳，庄严宣誓，我再一次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更加坚定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办好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键在党，我们一定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全力做好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坚持积极而慎重地做好在大学生中发展党员工作，为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