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西部散文的价值理念审视——以《中国西部散文精选》为例
许 峰
新时期以来的西部散文是中国西部文学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仅为读者呈现出中国西部特有的历史文化与精神内涵，还始终参与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建设，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复兴民族文化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何谓西部散文？著名散文研究专家范培松先生曾指出：“西部散文，顾名思义是以地域存在而命名。……西部散文则特指表现和反映中国西部生活的散文。……西部散文又不仅仅是一种地域存在的命名，它更是一种文化、审美的包容着精神祈向和价值取向的命名。”①范培松：《西部散文：世纪末最后一个散文流派》，《中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2期。从这一概念命名来看，西部散文除了涉及地域因素以外，更趋向于精神特质与价值取向方面的认同。因此，西部散文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为当代散文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照。自新时期以来，西部散文成果丰富，名篇佳作众多，散文家史小溪主编4卷本的《中国西部散文精选》可谓是新时期以来西部散文的精华部分，该《精选》收入了190余位西部散文大家、名家及青年作家约210篇佳作。时间上纵跨新时期30年，空间上覆盖新疆、青海、甘肃、宁夏、云南、四川、贵州、重庆、陕西、内蒙古，民族有汉族、回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彝族等20多个民族。陈忠实看后不由地赞叹说：“《中国西部散文精选》是西部散文家的一次大聚会，大展示！它的雄浑大气、璀璨夺目，所张扬的西部血性精神，无疑是前所未有的。”①史小溪主编：《中国西部散文精选·第一卷前言》，第1页，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本文就以4卷本的《中国西部散文精选》为例，对新时期以来西部散文所彰显出来的价值理念在现代性的理论视域下进行审视，进而给予西部散文以客观理性的评价。
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教授提出“华夏边缘”的主张，将“边缘”作为方法与视角，通过“边缘”的形成与“中心”的互动，来理解“中国”的形成和复杂意涵，最终又如何在反思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国民认同和共同体意识。因此，西部地区作为“中心”的他者参与到了当代文学整体性的建构，作为文化表征的“西部文学”依托于“文明差序格局”的中国化事实，对特定的文明形态的书写以及包含着独特的文学思想与美学风格。而作为西部文学重要组成的西部散文自新时期以来就有着强烈的生态意识，它强调人与自然处于一种互相共存、互相激发的状态，维系着人与自然的均衡关系，重新唤起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之心。从这个意义上讲，西部散文在价值立场上带有鲜明的文化寻根意味。自1990年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左右之下，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和社会阶层的分化成为90年代社会的重要表象，既有的文学秩序面临着重新被“洗牌”，在市场的检验之下，文学开始走向消解崇高与媚俗之路。新世纪之后，这种消极现象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愈演愈烈，“娱乐至死”的精神生活观念和“读图时代”所带来的无知与浅薄严重影响了20世纪以来最为重要的思想命题——启蒙现代性的展开。尤其是那些“中心”经济发达的地区，后现代文化滋生出来的解构意识让曾经引以为傲的整体性历史叙事彻底“碎片化”。“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马克思语），人们在这种娱乐化、碎片化的语境中丧失了对于日常生活的批判能力。新世纪以来个体化的创作呈现出极端化的趋势，“顾影自怜”和“无病呻吟”式的写作充斥着当今的中国文坛，这些消解崇高、颠覆启蒙的话语伴随着市场化的运作方式逐渐变成一种被认同的常态化的写作。而与之截然不同的是，在西部文学创作中呈现出的是另一种坚守精神高地的写作景象。比如，西部的散文家们拒绝消费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在众生喧哗的文学主潮之外，胸怀敬畏之心坚守文学的底线，主动扎根于自己所熟悉的大地，汲取丰富的精神文化资源，彰显着充满原始野性之美的生命精神，在古老广阔的西部大地上，探索着生命本真的意义，他们以一种文化反思的姿态重新思索现代性所产生的后果，试图从边缘文化的建构出发，开启民族生存的智慧大门。学者叶舒宪曾指出：“文化寻根的意义就在于重新唤醒人类的敬畏之心，重新估价自己的所作所为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不利影响，调整我们的文化价值观和我们的生活方式，使之适应在这个唯一产生生命的星球上可持续生存的需要。”②叶舒宪：《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寻根》，第6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这也是西部散文最为核心的价值表现，也是所要弘扬的边缘文化之魂。
在西部散文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对脚下“大地母亲”的歌颂来重新发现各种本土性、地方知识的特有价值。西部散文家最为真诚的一面便是主动选择融入自己脚下的土地，在脚下的这片土地上感受着“大地母亲”给予的精神滋养，探索着文明失范后古老文化在重塑现代价值中的积极意义，在“艺术的荒野”中坚守着对文学本质的留存，精神价值的追寻，美学高贵的持有，民族寻根的咏叹。淡墨在《根系红土地》中说：“是母亲将我生命的赌注押给了红土地，从此，我别无选择，火把果一样，默默地燃烧自己。”“在这红土地上，生命会呈现出一种数学公式无法计算的反差。”散文家脚下的红土地成为海德格尔笔下的“诗意的栖居”之地，远离喧嚣，“在这寂静的山谷里，在这世界的边缘，倒似乎少了些金钱的烦恼，权势的争斗。没有分贝和尘埃的困扰，在皎洁的月光下，你可以静静地审视人生的伤口”。更为深刻的是，淡墨从这片红土地探索着生命的意义与文明的根脉，“红土地，大自然亮出来的一面鲜红的旗帜。那生存发展的含义，是我们永远也琢磨不透的”。存一榕的《西双版纳的背影》、王自忠的《父亲的土地情深》、古原的《西海固情节》、史小溪的《陕北高原的流脉》、扎西达娃的《聆听西藏》、李智红的《大理的魅力》、白才的《正版的鄂尔多斯》、牛放的《冷暖成都》等一系列作品也都是将深挚的感情投入到自己脚下的大地，赋予了土地深厚的精神内涵和丰富的情感寄托，从“大地母亲”中寻找本土文化构建的元素，通过对古老文化的重新审视与寻找，进而实现对人的价值、生命的价值、情感的价值、精神的价值、灵魂的价值等重新定义，激活边缘文化的活力，而大地作为一种边缘文化表征的载体，理所应当地被西部散文家们高度地弘扬。
伴随着文化寻根实践展开的是对现代性的反思。现代性作为西方的一种整合性话语，其本身也存在着矛盾性。吉登斯在其现代性名著《现代性的后果》中就强烈地意识到现代性的断裂特性，并给予了深刻的反思。“现代性是一种双重现象，同任何一种前现代体系相比较，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的和有成就的生活的机会。但是现代性也有其阴暗面，这在本世纪变得尤为明显。”①[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第6、7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中，吉登斯认为“生态关系”与“极权主义”是现代性被忽视的两个重要的方面，也是值得反思的两个维度。尤其是“生态关系”，在吉登斯看来，“完全没有融入到社会学之中”②[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第6、7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全球化时代，西方现代性在我国文化空间的蔓延，带来的不仅是本土文化的自主性系统的入侵，同时蕴含着工具理性所带来的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放逐。而在西部地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迥异于中心地区那种人与自然的对立性关系，而呈现出的是正面化的“审美自然”。在对自然万物的书写中，隐含了作家一种人格重建的文化隐喻色彩，同时也表达出一种对现代性异化的反思与批判主题。比如在对西部地区动物的描写方面，传达着西部散文家对生命本质的深刻透视和对人性狭隘与残忍的批判。西部散文的领军作家周涛的《巩乃斯的马》和《稀世之鸟》，尤其是名篇《巩乃斯的马》“借助对马的形象的描绘，表达了一种对不受羁绊的生命力与进取精神的向往与渴求”③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254、255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同时高度评价了马所生活的西部草原环境，“正是这种特有的西部风情，提升了作为个体的作者生命境界，形成了一种特定的西部气质，同时也显示出作为特定人文景观的西部气质是与特有的自然景观分不开的：这种广阔纯洁的自然景观是精神处于绝境的人的最后的支持，既逼迫又提升着使个体达到了一种崇高壮烈的生命境界”④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254、255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周涛对“马”的刻画与书写成为西部散文写作的经验共享，一时间西部散文对动物的描写成为西部散文家普遍的艺术追求，狗、马、羊、鹰、鸟、鱼、牛、狼、牦牛等动物成为散文家探幽人性本真和生命奥秘的一种叙事通道，通过对动物形象的书写来表达人与动物之间的生命相惜和情感相依，并表达出对生命的感悟与敬畏。除了对动物书写以外，西部散文笔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书写的重点。而且人与自然景物之间呈现出一种和谐与文化隐喻的含义。在西部散文家的笔下，西部的生态环境不仅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也是他们面对全球化对本土文化冲击后形成的精神传统的坚守，是现代性遭遇断裂后对进化论或者“宏大叙事”质疑的结果。在西部散文家笔下，西部地区的自然景观所具有的原初性和本真性带来的是心灵的开放、人性的自然与胸襟的阔大。黄土、草原、大漠、高原、黄河、大山、青海湖等西部自然所具有的原始样态，是人类永恒图景与家园记忆，并以原始而阔大的美学表现促使西部散文将其作为人类自身本质力量的审美对象。段遥亭的《打马草原》、朱奇的《青海湖 神秘的湖》、孤岛的《翻越天山》、王炜的《陕北高原》、陈拓的《青藏高原的心曲》、王族的《望昆仑》、苏震亚的《吉祥的黄土》、祁玉江的《陕北的山》、卢一萍的《众山之上》等散文作品饱含着作者对西部自然的一种敬畏之心，这些充满原始意义的自然物象成为西部散文家观照生命与超脱世俗的精神契机，也是他们所努力寻觅的精神家园和灵魂栖居的理想场所。在西部散文家的笔下，西部地区别样的风景重新激发出了被工具理性所掩盖的人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可以说，西部散文接续了现代性断裂后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尤其是在人与自然生态关系方面带有哲学意味的思考，不仅重新思索了现代社会在高速发展中所出现的现代性的负面影响，对现代性的异化进行了反思与批判，通过对西部雄浑壮丽、色彩斑斓的西部大自然以及在大自然里生活的各类动物的书写，重新建构出人的主体性，探索在过度物质化的消费时代生命的本质与精神的价值，可以说，从历史与文化的双重视域中应答了时代对人文精神和文学价值的召唤。
社会学家费孝通曾指出：“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①费孝通：《乡土中国》，第 1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乡村是社会的基层，“很特殊的社会”指的是城市。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分化为两种形态：乡村和城市。从文化形态来讲，中国的西部仍然是前现代的“乡土西部”，尤其是面临自然环境、地理位置、文化驳杂、物质贫乏等现实条件下，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愈加明显。学者李兴阳指出：“当中国东部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迅猛地向现代转换时，西部乡土还在传统的文化心态中挣扎。”②李兴阳：《中国西部当代小说史论（1976—2005）》，第167页，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对于西部作家而言，西部的乡村不再仅仅是一个实体化的乡村，而是一个被建构出来的记忆化的乡村。在现代资本文化意识形态裹挟下，西部乡村世界亘古的民间价值体系早已分化崩溃，之所以在西部作家笔下仍然坚持农耕文明时代乡村世界的“静美”“古典”“和谐”“淳朴”“温暖”等美学观念，很大程度在于西部作家从内心深处极为不情愿看到“村落终结”带给乡村世界的负面影响，极力地在记忆深处去构建一个充满温度的带有精神家园性质的乡村世界。同时，在现代市场的冲击下，民间乡村伦理的那种健康自然的原初人情人性人伦正在慢慢地消解，大多数西部作家都有着丰富深刻的乡村经历与乡土记忆，都经历过离去—归来—离去的身心体验。因此，在现代性的影响下，乡村成为西部作家在异乡漂泊的精神家园与心灵乌托邦，进而在情感上，西部作家确立了“认同乡土”或者“留恋乡土”的价值立场，当然，这种价值立场甫一确立，便走向了浪漫主义的叙事方式。李汀的《一座村庄的温度》、徐成森的《百代过客——为一个古老的村庄而歌》、第代着冬的《乡村（三章）》、宗满德的《回家》、林子的《故乡笺注》、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陆军的《内心的村庄》、杨村的《村寨记忆》、宝音巴图的《大地的烙印》、丁小村的《父亲的村庄》、季栋梁《走进西海固》等作品都在极力地对“故乡”与“家园”进行追忆与重构。“我安静下来的时候，就能感受到一座村庄的温度。在我心里，我一直没有走出过那座村庄。我所有与它的记忆，都藏在可以感受到的一种温度里。”（李汀《一座村庄的温度》）“在多少次的回想中，我从没有走到院门口，而是一直在屋门和院门间的那段路上。”（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一个村庄在土地上生活一辈子，自然会看见许多乡村疤痕。它把毕生精力都用于缝合、制造和抚摸这些疤痕。”［第代着冬《乡村（三章）》］。正如海德格尔说的那样：“诗人的天职是返乡，惟通过返乡，故乡才作为达乎本源的切近国度而得到准备。守护那达乎极乐的有所隐匿的切近之神秘，并且在守护之际把这个神秘展开出来，这乃是返乡的忧心。”①[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第3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因此，西部散文作家描写的“乡村”或者“村庄”既是现代性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现代性困境的表征。从这些散文作品中，我们看到自然大地重新成为真正的故乡，使乡村田园重新成为灵魂皈依的沃土。更多的指向便是荒芜淡忘的淳朴情感、伦理道德、文化心理等。这种创作的标志便是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刘亮程的“村庄叙事”试图通过对村庄的追忆、重建以及加入具有朴素意义的乡村意义符号，强化其中的“真、善、美”。以刘亮程为代表的这种西部“村庄叙事”在“差序格局”的文化形态中凸显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优秀因素和儿童记忆中最美好的部分，并以此建构一个独立于社会消费语境之外的诗意空间。学者段崇轩说过:“要么把昔日的故乡当作一片‘永远的绿洲’，以安置他们无所归依的灵魂；
要么从混沌喧嚣的文明进程中超然而出，构筑着一个形而上的文明家园。”②段崇轩：《90年代乡村小说总论》，《文学评论》1998年第3期。在西部散文中，“家园意识”的书写不仅是情感性故乡的构建，而且寄予了人类最美好的追求与向往，甚至成为观察、审视与思考现实的价值准则与人文理念。“饱满充实的生活、圣洁纯粹的信念、善良优美的人性、朴质醇厚的风俗，高贵尊严的人格、坚忍超脱的情怀、自然珍贵的爱情……甚而言之，乡村意象、乡愁意识与家园情结等镜像，上升为一种心灵皈依的乡村宗教和审美追求。”③彭维锋：《“三农”中国的文学建构》，第128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进而具有了一种形而上的意义，所以，这也是刘亮程为什么被称之为“乡村哲学家”。由此，西部散文家所描绘的乡村世界以及带有情感性的乡村叙事，就是为了在应对现代性困境的语境中重新构建人与乡村、人与土地、人与大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诗情画意的关系。
西部散文主动地汲取五四文学“哀其不幸”的新文学底层叙事的相关经验，在创作的过程中有意识地疏离主流话语、时代主潮与宏大叙事，把创作的重心落在西部日常生活的叙述与营构上。虽然，西部散文中在描写日常生活中的苦难时不乏表现出一种诗意化的意蕴，但是对西部大地的乡土情结又使西部散文家在书写日常生活的苦难时表现出更为内在的自觉，具体的叙事模式便是通过展现自然酷烈的生存艰难凸显出西部人民坚韧不拔的精神；
通过叙写底层社会的日常生活现状表现出深刻的人生哲理；
通过对日常生活仪式的再现去发掘蕴含其中的生活哲学。
西部地区的“高、寒、旱”的环境特征使生活在西部地区的民众不得不面对不可抗拒的生存威胁与生命磨难，这样客观存在的自然环境对人日常生活的影响，自然也成为许多西部散文重点书写的对象。古原的《西海固情节》、季栋梁的《走进西海固》、郝贵平的《荒漠地平线》、马步升的《绝地之音》、蒋雪峰的《蜀道的绝唱》、张冷习的《大风卷起沙尘暴》等作品无不是在展现西部地区自然环境的恶劣，又同时颂扬着生活在这里的人民面对如此生存环境所展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宁夏的“西海固地区”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确定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常年靠天吃饭，干旱的气候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生命显得十分脆弱，“土瓷实得很，挖了四天咧”。“窑挖好了，水从哪拉来？”“等雨么——”“雨少得很嘛，这已旱了十个月了，山干得都不长草了。要是下一场多好，你说，下一场雨多好。”（古原的《西海固情节》）伴随着干旱而来的是沙尘暴，沙尘暴也是西部自然灾害的重要隐患，它以暴虐的力量威胁着西部人的日常生活。“每当漫天的黄沙冲起时，我的心中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伤感，那不是心慌，不是愁苦，也不是无所适从，而是面对人与自然的失衡而必须作出的一种反应。”（张冷习《大风卷起沙尘暴》）恶劣的沙尘环境是造成人们生活和精神贫穷的根源之一。就如人类学家所说：“贫困与生态就是以恶性循环为纽带结在一起的孪生姐妹。”④尹绍亭《：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第350页，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然而，在西部散文家看来，自然环境的恶劣带来的日常生活的生存苦难不是书写的终极目的，超越苦难的态度以及表现出来的战胜自然的精神与决心才是作家们着力要表达的。“在西海固，看沟，你会产生一种苍凉与悲壮。而坐在沟沿上，看一头驴饮水，在西海固，这并不诗意，而有些残酷。而坐在这样的沟沿上，看一头驴饮水，你的眼泪就像诗人的眼泪一样，毫无遮掩地喷涌而出。”（季栋梁《走进西海固》）正如评论家白烨所评价的那样：“高度强调日常生活趣味，力求把一种宁泊淡定的人生美学定格在西海固，并传达给更多的人。”①白烨：《“三棵树”之后——宁夏青年作家群创作印象》，《黄河文学》2006年第5期。
西部散文家在对西部人们日常生活的观照中，针对底层群体生存艰辛与苦难境遇的书写只是尊重生活的真实再现，他们把生活表象的苦难上升为集体精神与民族心理的体认，最终落在对心灵拯救与灵魂救赎的探讨上，从而引出了对人性的反思与对世俗的超越这种具有人类普遍意义上的哲学话题。张于的《大河里的小事》中写道：“江上人家，因为河流的馈赠而获得慰藉；
又因为无法回避的悲伤而越发自然。”西部散文坚持一种“灵与肉”的写作，面向一种需要慰藉与同情的心灵写作，在生活的苦难面前依靠心理调适与欲望保守的方式来实现对于苦难的超越，进而引申出更为贴近生命本义的话题，以此传达出更为深刻的心灵的哲学辩证法。余达忠的《从黑夜而生》便是将黑夜给予丰富的象征内涵，“是黑夜给了他信心、智慧、感悟”。“整个广大的夜晚都是他的，整个无限的空间都是他的，他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在这种心灵的自我放逐中，他感觉到了一种真正的自由。”黑夜带给创作主体另类的感受，超越黑夜所具有的黑暗属性，在黑夜的感受中获得更为广阔的心灵自由，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顾城的《一代人》：“黑夜给我了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西部散文中还有大量通过追忆过往来探寻生命的本真的作品。这类作品充满着浓郁的怀旧情绪，通过追忆过往进行今昔对比，以此来思索人类发展的终极命题以及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存一榕在《西双版纳的背影》中这样写道：“今天的美丽早已不是曾经的美丽。曾经的美丽只存留在我的记忆里，昨天的西双版纳日益离我们远去，纵然倾尽生命所能，我们也无法重新找回失去的东西。”张乃光的《流动在歌声里的记忆》也是通过对“高黎贡山的歌声”的追忆来抒发对民族艺术的热爱与生命价值的思考。另外，在西部散文中，还有大量的有关宗教题材的散文，这些散文通过对宗教仪式与宗教行为的抒写，深刻地感受到圣洁修为的伊斯兰文化，天人和谐的草原文化，悲禅慧悟的藏地文化，幽冥之思的神性文化与汉文化之间的融合，同时也更深刻地洞察到宗教对人类终极问题的思考与探索，从而构筑起用理性无法解决的人类精神问题的生命哲学与生存哲学。比如白玛娜珍的《爱欲如火》、胡庆和的《印经院》、曹建川的《朝圣者》、海泉的《梦残泰姬陵》等作品，各种文化在西部共存共生，与中原文化相互交融，共同铸就了灿烂的中华文化。
审视新时期以来的西部散文，特别是这套4卷本的《中国西部散文精选》，应该说汇集了当今西部散文的名家名篇，被学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诚然，这样一套精选，尽管不能完全涵盖新时期以来中国西部散文的艺术成就，但至少从这套精选中也能够窥见出西部散文的某些特征。
由于地域因素，西部散文有共性的因素。这种共性因素是很珍贵的，值得提倡的，但也有需要反思的。整体看来，西部散文的写作，坚硬的东西不够丰富，缺乏必要的锐气和面对现实敢于发声的勇气。虽说西部散文对现代性的负面因素有所批判和反思，而且从精神层面上提供了某些解决路径，但需要警醒的是，无论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有多大的差距，西部的现代性首要解决与面对的问题是社会发展问题。走向现代化，建设现代社会是西部地区的必由之路。因此，西部地区所过于张扬的那种文化守成与保守主义的反现代化的叙事方式，就显现出叙述的缝隙与内在的悖论性。退守乡土与回归自然的创作理念，文化守成与现代性焦虑的价值观念，都让西部散文与鲜活的社会现实之间缺乏有效的联系与沟通，进而无法真正言说出当前西部人民真实的生存现状。灵魂拯救、精神慰藉、心灵净化等形而上的带有诗意化的价值理念是西部散文极力彰显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也不能无限放大它的价值意义。西部散文，西部文学以至西部地区都要走向现代化。作为走向现代化的西部文学，上述的价值理念是现代化发展、构建现代社会的精神药方或者纠偏路径，但还不足以成为价值观念的主体。
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的是用现代理念来完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西部大开发，西部地区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理应成为西部散文的重要题材，西部散文要在更深广的层面上形成问题意识，在当前的社会语境中，表达出具有普遍认同感的社会话题与思想言说。贺雪峰教授主编的《回乡记》，梁鸿的“梁庄系列”等作品或许可为当前的西部散文提供一个可以参照的乡土书写经验。这样一来，西部散文也就在保持原先优势的基础上，在题材选择上更加趋于广泛，不仅要养护心灵，送给生活以鲜花，同时，也要揭开生活的伤疤。
总之，中国西部散文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还一直处于不断完善、未完成的状态。如何激活边缘的活力，使西部散文走进更为广阔的文化认同空间，是西部散文要努力面对的课题。
当然，《中国西部散文精选》的编选也充满着强烈的文化动机，将中国西部改革开放以来的散文创作成就全方位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力图让读者看到“一个完整而气势宏大的西部散文阵容；
看到西部各民族融合、演变、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背景；
看到西部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浓郁的民风民情；
看到西部雄浑壮丽、色彩斑斓的大自然本色；
看到西部人更多的纯朴、真诚、生命魅力，不倒的理想信念和时代精神风貌”①史小溪主编：《中国西部散文精选·第一卷前言》，第2页，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